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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发娱乐官网手机版:民众何以入党:华北根据地农村基层党员入党动机研究 (1937 简介

  华北根据地农村基层党员的入党动机序列呈现出多元性、差异性和复杂性的时代特征, 民族意识、阶级觉悟、好感和感恩以及个体的诉求和需求等相互纠结、共同作用, 折射出了中共革命的复杂面相。当然, 在不同的阶层之中、不同的情势之下各种动机的侧重程度也会有所变动。农村基层党员入党动机的多重性和斗争目标的一致性之间并不相悖, 革命的走向更是依赖于各种不同动机之间的排列和组合, 也只有将农村基层党员的入党动机序列置于具体的阶层和情势之中时, 才能够真正揭示出民主革命时期农村基层党员入党动机的特质。对华北根据地农村基层党员入党动机的研究也表明, 在中共革命实践之中, 理性、精神、意识等因素相互作用, 共同主导着革命机制向更高层次的运行, 忽略对此任何一种因素的研究, 都不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出中共革命的伟大与艰巨。

  中共党员是20世纪前半期中共革命舞台上的主角, 其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无疑对中共革命乃至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而党员的入党动机则是这些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中的一个重要表征。党员的入党动机也就是推动或者促进其入党的动力性因素, 以往学术界的研究大都强调党员具有天然的革命性, 认为党员的入党动机就是抗日或者革命。近年来, 随着学术界对于诸多历史细节的重新解读, 对此问题的认识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王奇生就曾经对广东地下党员的入党动机进行过精彩的剖析, 他认为“参加革命的农民多数是盲目的。一大批农民是在不知党和革命为何物, 亦不明党的主义和政策的情况下被卷入革命队伍, 或是出于个人生存需要才投身革命行列。地主的压迫剥削与农民参加革命并不构成必然关联”。李里峰通过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组织的研究, 认为“党员和干部中真正出于意识形态信仰而入党者比例甚低, 为抗日、为解决个人生计乃至稀里糊涂入党者占了绝大多数”。周锡瑞通过对陕北农村的调查, 认为农民是“抱着改变这种生活的愿望而投身到领导的斗争中来”, 农民入党的物质性动机是很明显的。黄道炫则从非物质性动机方面进行了论述, 他认为“革命为农民提供的平等、权力、尊严、身份感, 也是农民投身革命不可忽视的政治、心理原因”。此外, 李金铮还对农民参加与支持中共革命的动机进行了学术史意义上的梳理, 他认为“农民支持与参加革命的动机是十分复杂的, 很难用一条或几条理论解释和概括”。上述研究成果无疑深化了学术界对于民主革命时期党员入党动机的认识, 然而就笔者所知, 目前学术界对于华北根据地农村基层党员的入党动机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学术成果仍然较少, 尤其是从阶层、情势和个体视角出发的系统性研究更是甚少。有鉴于此, 本文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利用档案、汇编和报刊等资料, 试图从阶层、情势和个体的角度来剖析与解析华北根据地农村基层党员的入党动机, 并与学术界的已有观点进行必要的对话与商榷, 以期深化中共革命史的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共革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 全国性抗日浪潮的到来为力量的发展与壮大创造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机遇, 以至于学术界的有些学者甚至将中共革命成功的历史源流归因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及其所引发的民族主义。那么华北各地的民众是否会基于抗日的动机而参加?

  七七事变之后, 民族主义情绪和爱国主义精神迅速高涨, 华北各地的知识青年纷纷投身于抗日的浪潮之中。中共中央也明确了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 反复强调“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 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 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 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 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 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 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 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由于知识分子的文化程度较高, 民族意识较强, 再加上其在乡村社会中的重心地位, 所以抗战初期华北各地的基层党组织大都注重吸纳知识分子党员。鲁西北“发展党员首先吸收革命的知识分子。张郁光、齐燕铭等同志都是一九三八年春天先后在鲁西北入党的。通过抗日救亡活动、宣传教育、干部轮训班、政治干部学校、军事教育团等, 在青少年、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这些被党组织所吸纳的知识分子党员中, 基于民族意识的动机而入党者是比较常见的。偏城知识青年的入党动机即“多数是抗日浪潮与受政治影响、新文化新思想影响, 小知识分子多是抗日、失业与社会上没地位痛苦, 感到社会黑暗之动机”。浮山河底支部“1942年发展了14名知识分子成分的党员, 这些党员的文化程度基本上都是初小以上, 其中高校肄业的就有6人, 入党大都为着抗日”。

  不过, 异于知识界抗日浪潮的高涨, 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起初并没有在华北部分中下层民众身上引发普遍性的震动。八路军开赴华北敌占战场以后, “教五团、牺盟会宣传敌人‘杀人放火、亡国灭种’, 而一般农民看来‘日本来了, 是争江山世界, 杀了老百姓谁来养活他们’, 所以觉着宣传的人是说空话呢, 是为了打败日本, 他们夺天下而已”。武乡部分中下层民众对抗日政权及军队也缺乏信心, “在小坡村一伙人一碰见敌人就叽叽道‘皇军老爷, 不要开枪, 你想怎呢就怎呢’。由此看出, 群众为了敌人不杀, 应付敌人, 除了命而外, 什也能行。不是这样, 也有些人考虑到和战问题, 说‘惹不起人家拉倒啦’”。宛平“一般人以为中央军三四十万尚敌不过日寇, 不相信抗日政权能够建立, 群众情绪低落, 有的地方写街头诗骂政府, 撕标语, 政府工作人员前边走, 他们后边指手画脚呶呶不休”。除了缺乏抗战胜利的信心之外, 还有少数中下层民众甚至抱有一丝和平的幻想。

  民族意识也并不足以完全解释抗战初期部分中下层民众的入党动机, 基于抗日的动机而入党者仅仅只是农村基层党员群体中的一部分。抗战初期华北根据地各支部的统计材料也可以证明这一论述。沁源北园支部14个党员的入党动机是:“1、找出路, 避免别人说自己落后, 挪掉自己的政治嫌疑的二人。2、想当干部, 占便宜, 求名誉的四人。3、觉得好, 认为入党光荣的三人。4、自己落后于男人及哥嫂, 入党求进步的一人。5、为不受人压迫, 求得自己地位的四人”。武乡大肖支部党员共计21人, 入党动机是为了解放的1人, 为了抗日的2人, 为前途光明的1人, 为有力量的3人, 为不知道的8人, 为不受压迫的3人, 为反对地主剥削的2人, 为了翻身的1人。

  随着战事的升级, 日军的暴行很快将中下层民众的和平幻想打破, 中下层民众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恐惧与仇恨也逐渐转化为反抗与斗争, 民族主义随之高涨。在华北根据地, 日军进行过多次进剿和“扫荡”, 其规模之大、次数之多、残忍之极乃世所罕见。以冀鲁豫边区为例, 日军“1941年6月18日到8月30日对泰西山区三个月的长期清剿扫荡, 11月对三、四、七分区的长期扫荡, 12月对泰安清剿扫荡, 1942年1月到10月计有对昆山、寿张、卫河、钜南、太峰、南清、观朝、滑县、钜北、肥城、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等六十七次扫荡”。历次的进剿和扫荡都伴随着各种暴行的出现, 武乡“在敌人三次扫荡以后, 敌人的烧杀暴行越发厉害的加诸于人民, 不管沿河大道, 山庄窝铺亦皆。敌人之杀人在韩壁杀了二十余人, 在敌人的烧杀之前澄清民族观念、复古观念完全破产, 这如在黑地脚敌人来时捉住一个老百姓, 这个好汉说‘皇军老爷, 我投降你们, 民国世界, 我一天觉着也不好’, 但这话才说完, 敌人一刀就把他的脑袋给砍下来了”。

  日军的暴行使中下层民众的民族观念日益强烈, “敌顽攻进来的巨炮和重弹, 轰醒了我们的民族意识, 南北数千里延烧的战线, 才激动了我们全面抗御、同仇敌忾的精神, 我们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 开始觉悟了中国民族的整全性和不可分性”。武乡中下层民众的民族仇恨在逐渐加深, “即便被敌人捉住, 敌人问说谁家好, 老百姓不愿说敌人好, 一回来就告人说, 狗叫说他好, 心里咱就想杀狗。所以当时松村一个老百姓的答复‘谁不杀人放火谁家好’, 被人们得意的传说着, 不但在想应付敌人的办法上, 即积极的武装杀敌人的观念也开始在青年当中仇恨的基础上生长, 如去年敌人扫荡时青年亲眼看到了敌人强奸了他老婆, 他气愤极了, 敌人走后, 他家见军队一说就是‘请你给我一支枪’”。潞城也是如此, 中下层民众的“民族观念是随着工作而逐渐提高的, 所以到了百团大战时, 民夫们毫不犹豫的去参战, 回来高兴的叙述着日本怎么不沾, 自家怎呢, 烧枕木、烧火车, 搬了几回洋子, 几回大米, 引以为光荣”。

  政权及军队的积极抗战也坚定了中下层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念。在抗战初期, 晋城部分中下层民众缺乏抗战必胜的信心, “后来香城固一仗烧了敌人好几辆汽车, 人们的看法也变了, 蓝玉的看法也变了, ‘别看穿得破, 家伙孬, 打起鬼子来怪有准’。从此, 人们对八路军的议论便多起来, 有的说八路军不打人、不骂人, 有的说八路军一来土匪就没了。不久蓝玉思想觉悟逐渐提高, 便加入了中国”。为了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 华北根据地的各级政权也特别注重时事教育工作, 以激发与培育中下层民众的民族意识。例如:浮山的时事教育进行得比较多, 民众“一般的都了解法西斯战线与反法西斯战线, 德国很快就要失败, 德国败了, 日本的死亡也就不远, 黎明前的黑暗, 日本越接近死亡, 对敌后的掠夺越要残酷, 具体表现是对抗战信心提高, 过去右倾不动的现象现在开始转变”。时事教育工作的实践也促进了中下层民众民族意识的高涨。

  可以说, 随着华北根据地的日益巩固、政权的逐步壮大以及抗战前途的逐渐明朗, 中下层民众的民族意识也大为提高, 到抗战中后期, 基于民族意识的动机而入党者也就多了起来。在井陉刘家会支部, 1944年入党的12个党员在入党志愿书“为什么入党的一栏中, 一人写的是不知道, 一人写的是求解放, 九人写的是求民族解放, 一人写的是不受资本家剥削”, 由此可窥一斑。民众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普遍性仇恨是华北根据地得以建立的心理基础, 尽管部分中下层民众在抗战初期缺乏民族意识, 然而一旦通过革命的动员机制实现反感与仇恨向反抗与斗争的转变, 中下层民众的民族意识也就被彻底激发和培育出来, 进而为华北根据地的发展和壮大奠定了革命的基石。

  作为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 注重阶级的分畛是组织的一个重要特征, 而阶级斗争同样也是政权所秉承的一项基本方针, 因此在华北根据地势必会有部分中下层民众会基于阶级觉悟而参加党组织。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 华北各地的中下层民众无疑具有天然的阶级觉悟, 他们必定会天然地加入组织, 然而事实上在华北根据地建立初期, 中下层民众的阶级觉悟却要比政权所预期的低得多, 他们中间的一大部分人是不了解阶级、剥削等外来概念的, 传统的命运观和情面观依然是他们看待乡村社会的一个基本视角。武乡农民不了解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 他们往往“传说是人家 (地主) 财命好, 有精气扶人家啦, 例如:大区王家崡二倾地侯根保, 有些贩粮人去买完一屯粮, 二次去了屋, 屯又满了, 便说他有猫精扶他, 没有了就送来了, 他一个雇工不信, 说了几句杂话, 黑夜把身上教抓破的皮破血流, 人们说是猫精制他啦”。宁南农民也相信个人的富贵贫贱以及祸福都是由风水与气脉来决定的, “八里庄村三十三户, 除三户富农外, 其余都租田种地实在很穷, 但他们不以为是出租出穷了, 而以为是气脉顺跑了, 才不能富, 所以便决定在东山盖座财神庙, 教坐脉, 河岸修座老爷庙教挡脉, 结果修起庙”。命运观的存在极大地削弱与降低了中下层民众的反抗意识, 不利于阶级觉悟的形成。

  情面观也是华北根据地中下层民众脑海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思想意识。武乡一个农民“说俺家有两宗饥荒, 一宗是父亲抽大烟借的, 一宗是父亲死后埋葬用的, 利钱一分, 不给人家良心上也过不去。地主还适当的刺激鼓励着农民的自尊心, 地主说‘男子汉说什是什, 舌头是正常的, 说出来做出来’”。杨李枝支部的李金虎是个长工出身的人, “战前没有什么希望, ‘好好动弹上几年, 挣了钱, 买些地就好活了’, 认为‘吃人家的挣人家的就得好好动弹’, 很爱惜地主家的农具, 故主家们对他都很好。一个主家曾给他还了五元钱的债, 他了解这是勤动弹的结果, 不是因为别的”。涉县领底“赤贫郝兴昌说穷富天注定, 斗垮了老财, 咱们可就没地方要饭了, 陵川神山头一老农说过去咱求人家, 如今咱斗人家, 良心下不来”。华北乡村社会中的情面观也缓和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

  在阶级觉悟尚未被激发和培育出来的中下层民众的认识结构中, 命运观、情面观等传统意识显然是大于阶级、剥削等外来概念的, 具体到其在农村基层党员入党动机中的作用也是如此, 因为作为一种外来的概念, 华北根据地中下层民众阶级觉悟的形成与提升也需要一个过程。华北根据地各地支部对于农村基层党员入党动机的数字统计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武乡上北漳支部党员的入党动机是, “真有阶级觉悟的只有一人, 其余的都是为着个人的目的”。榆次里房支部18个党员的入党动机是, “一因受地主财主的压迫, 参加有了做主的人了, 不受他的压迫的有三个;二为打日本入党的二个;为了将来人人有饭吃, 有工作的四个;因家穷参加能够分些地种的和改善生活的二个;糊涂的三个, 内有两个去年就入了, 现在不知是个党员哩;打出日本到太原高升 (当官) 的一个;看见八路军力量大将来有希望的一个”。可见, 阶级觉悟的作用比较有限。

  不过, 随着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各项社会政策的陆续实施, 华北根据地中下层民众的阶级觉悟被逐渐激发和培育出来, 基于阶级觉悟的动机而参加党组织的农村基层党员数量也有了很明显的发展, 尤其是在各种运动与斗争中所发展的农村基层党员, 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均是基于阶级觉悟而入党。赵家庄支部领导减租运动之后发展党员31名, 这些农村基层党员的入党动机是, “要求穷人解放平等的12人, 看到牺盟会 (或) 有力量又不受人欺的3人, 看见好, 能领导各种工作的7人, 马马虎虎被人介绍的7人, 投机的2人”。翻身运动以后, 大靳村支部党员的入党动机可以分为以下四种, “真正为了不受地主气, 为穷人翻身的共十一人, 这些人大都是在大斗时发展起来的, 贫雇农最多, 是经了斗争的经验。干八路军的工作很有名, 在村人人都知道工作积极, 他们说‘明着干啦, 暗着也干吧, 反正就是咱们这伙人, 死到一块也甘心’, 共九人, 这些大部分是民兵、青壮年。为了多分点粮食, 找个口子为自己打算的共六人。糊糊涂涂, 人家叫干啥的共三人”。阶级觉悟在农村基层党员的入党动机序列中的影响力日益明显。

  此外, 不同支部的阶级状况对于农村基层党员入党动机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在阶级矛盾相对尖锐的支部, 出于阶级觉悟或者阶级仇恨的动机而入党者就相对较多, 反之则亦然。例如:榆社北泉沟支部的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压榨就比较严重, 所以该支部党员的入党动机大都为“不受地主压迫, 起来打倒老财, 问他为什么参加, 他毅然的对你回答‘因为我们穷人受资本家压迫, 受地主的剥削, 几十年来好像身常背着一块大石头, 腰也伸不起, 头抬不起来, 我们要打倒这些家伙, 给穷人出一口气’”。

  从总体上来看, 基于阶级觉悟而入党的农村基层党员应该是华北根据地农村基层党员群体中的很大一部分, 因为从运动和斗争中发展农村基层党员是华北根据地中后期各级党组织发展党员的主要方式。然而, 阶级觉悟不是天然生成的, 它是需要被特定的革命机制所激发与培育的, 华北根据地中下层民众的阶级觉悟即是伴随着各类革命机制的具体实践而日益觉醒和提升的。

  政权在华北根据地实施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 中下层民众无疑是这些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因此, 出于对政权的好感与感恩而入党的农村基层党员也不在少数。

  抗日战争时期, 经过改造村政权、减租减息、优发娱乐官网手机版合理负担等数次运动, 华北根据地大部分中下层民众的经济水平、政治地位都得到了明显提升, 对政权的政治认同也日益强烈, 部分中下层民众出于对政权好感与感恩的动机而入党。武乡×支部党员刘宝山“在民国二十六年时, 是个贫农, 正在出门挑水时, 被一个富农村长硬抓去给骑兵割草 (当是中央军骑四师驻此村) , 他因挑水而拒绝, 该村长发虎威, 把他打了两个耳光, 非要他去不成, 他一肚子气无处消, 直到八路军开过来, 建立了支部, 他第二个参加了党。由于他经常遭受到人家压迫的苦头, 在社会上没有地位, 他相信只有才能给他真正的利益”, 所以当党组织发展他入党的时候, 他便怀着对政权的好感与感恩, 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党组织。

  经过土地改革之后, 华北根据地的中下层民众更是实现了结构性的社会流动, 因此基于对政权的好感与感恩而入党者就更多了。和顺四区的“一部分同志是在群众运动中大大的翻了身, 对感激不尽, 急于想找到党报恩。如×××同志说我填了表回家来, 天天相 (想) 见毛主席报恩, 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直想到现在, 光知道有领导我才翻了身, 没有毛主席我就活不成!×××说我个人目的达到了, 参加党给党干两天”。冀南×村农民在“会上普遍回忆地主给予自己的痛苦, 给予自己的好处, 跟着毛主席走的号召下, 五个农民要求参加, 要在的领导下保卫自己的果实”。齐禹群众“了解了的根扎在劳动人民的身上, 这股根扎到哪里, 哪里劳动人民就会翻身当家。因此大会上农民热烈要求参加, 芦庄、齐庄、东洪等村, 要求参加的有一千九百三十一人, 内有妇女七百四十九人”。

  华北根据地各支部的一些统计也证明了这一论述。例如, 在完县的东村支部和灵寿县的新村支部, 翻身运动结束之后, 两个支部共计发展党员55名, 出于对政权的好感与感恩的动机而入党者即占到了新发展党员总数的78.18%。

  基于对政权的好感与感恩而入党者大都是在抗战的中后期以后才入党的, 因为只有到了抗战中后期以后, 政权所实施的各项革命政策的实效才会凸显出来。可见, 对政权的好感与感恩应该更适合解释革命中后期部分中下层民众的入党动机, 但并不足以完全解释抗战初期农村基层党员的入党动机。

  作为个体化的人, 个体的诉求与需求是其行为的基本动机之一, 在华北根据地, 基于个体的诉求与需求而参加党组织的农村基层党员也比较普遍。从阶层和情势来看, 抗战初期部分中下层民众, 尤其是一些流氓分子, 大都基于个体的诉求与需求而入党, 而到了抗战中后期之后, 华北根据地的上层民众出于保护自身利益、避免被边缘化等方面的动机也纷纷投机入党。

  提高个人在乡村社会中的社会政治地位是某些农村基层党员入党的重要动机之一。作为华北根据地的执政党, 党员的身份无疑是具有某种优势的, 而这种优势在一些中下层民众看来是可以借此提高自身在乡村社会中的社会政治地位的, 尤其是当干部普遍党员化以后, 入党便成为了从政的基本阶梯。榆社赵王村支部党员“刘丙仁的父亲因受不了地主的压迫而死的, 党员常文义还不清地主的债, 逼得出门在外种山, 他们的入党动机主要是为了不受老财的气和有地位”。长治张庄“打土豪、分田地固然是许多农民入党的主要原因, 但是其他动机也是很明显。有些人觉得入党就能吃得开。民兵王满喜后来在说明入党动机时说‘我觉得入党光荣, 入了党就能有地位, 有势力’”。武乡东沟支部党员参加党的动机是“什么都要求多知道, 主要是要求地位, 是要有知识、本事, 显自己落好, 争取领导地位, 当干部”。霍县第一区×支部“党员的入党动机是, 为了当干部有地位的三个 (中农) , 找门口 (让人拉一把) 一个是贫农, 趁势力想威风、占小便宜的有一个是中农”。

  在传统乡村社会中, 个人的经济财富跟自身的社会地位并不呈现为绝对意义上的线性对应关系, 因此一些经济富有但没有社会地位的中上层民众也就有了借助入党来提升自身社会政治地位的动机。襄漳的杨天宇是富农成分, 他参加党的动机就是“为了反封建势力, 作斗争, 因为他在村里有钱, 自己在村没有地位, 他父亲在时就被人欺负, 同时那时合理负担不公, 这样就使他要求参加党”。襄垣五区李庙坡支部1943年“发展韩海全 (富中) 、黄付红 (中农) 、赵海全 (中) 、刘海棠 (中) 、侯丹桂 (富) 、陈成香 (中) 、岳凤英 (经营地主) 、李孔友 (中) 、王育桂 (富中) 、韩贵伏 (下中) 、侯伏和 (富中) 、王海林 (富) 、焦付成 (贫) 、王甲午 (中) 、贾起法 (中) , 来栓任支书, 和这些人的关系主要是‘小武伙, 一把把, 早时说的来, 工作上能伞两下’, 这把人在过去生活上虽没受过困难 (有的还很优越) , 但在村里没啥地位, 封建统治者是段改成、段双成、王四孩等人, 在当时他们得到了利益, 有了地位, 当了干部, 又参加了党, 在村里掌握一起”。

  为了解决自身的各种问题而参加党组织者也是存在的, 特别是婚姻问题。由于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 所以婚姻问题一直是华北根据地很多中下层民众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具体到入党动机上也是如此。平顺×支部党员陈堆才“于1939年7月入党, 为着自己娶个老婆”。昔阳第一区穆家会支部有的党员参加党组织“是为了入党能够找到老婆”。榆社赵王村支部1945年发展了6个党员, “中农四个, 贫农二个, 也是为了解决他的婚姻问题”。妥善而恰当地处理好家庭关系也是乡村社会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华北根据地有些中下层民众就是试图通过入党来解决家庭中的矛盾的。平顺×支部党员申照煮, “家有四口人, 二哥受苦, 大哥吸大烟并常偷人, 为村上典型混混, 自己劳动不算话, 家喂一驴, 群众运动中又买4亩地, 成了中农, 1941年参加党, 为着是不再叫别人看不起自己, 并想借此有工作, 在社会上取得地位, 缓和自己和家中的矛盾”。

  为了掩盖自己的某些污点而入党。完县北港北支部有的党员就认为“入党后能掩护自己的错误和过去朋友弟兄一样。”武乡×支部两个党员, “一个是中农, 在入党之前, 经常走富农路线, 和富人联合, 和本村的两个员关系很好, 他初时认为一定吃不开, 将来一定垮台, 曾在言论上反对过党。后来见了党的势力天天的壮大, 把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 反顽固分子的斗争不断的高涨, 反民主的行为受到相当的打击, 经常接近的富农都被捕了。他为了逃免打击, 想混进党中来。另一个是贫农, 是个半知识分子, 以前在旧势力县政府混过事, 参加过。战后回家因害怕打击而混入党”。曲阳第三区河北支部党员杨成兴, “名声不佳, 他过去是个地主, 不参加劳动, 现在家有三口人, 斗争后出些东西, 下降成中农。他以前吃喝嫖赌都干, 一直把家祸光才停止, 一身毛病, 抗战开始为改变自己的穷名气于1939年入党”。

  为了改善生活而入党者也不在少数, 特别是对于一些下层民众而言更是如此。东沟支部各个党员入党的动机是, “金山:介绍人与他要好, 绝不会害他, 说党是穷人的组织, 自己是受压迫的愿意加入。毛地:自己为了生活改善, 是党的力量, 便参加党。利生:八路军改善群众生活。玉贵:是为穷人谋利, 自己穷就参入。林香:为了大家团结打日本有力量。金林:公道, 能改善生活。会来:为了改善生活, 不受压迫。连中:为了不受压迫, 改善生活”。繁峙下汇村支部党员入党大都是为了“自己翻身有饭吃, 为了找自己的出路”。定襄上汤头村党员刘东寿认为“入了党的好处是分下些地, 不入党还不知道分不分下, 咱们这号子人就是爱好吧, 人穷了的就是入党想沾点光” (6) 。

  入党动机是逃避负担与差务的状况则主要表现在中层民众的身上。武乡×支部“为了改善生活与逃免负担而进来的党员有七名, 都是富裕中农, 他认为参加可以免负担, 可以发财, 可以分得更多的土地种”。平顺×支部党员“陈合勇的入党动机就是为着投机, 不支差, 不当兵;党员贾怀玉的入党动机也是为了不当兵, 少支差”。西城支部发展党员时正开始实行合理负担, “举手表决向富有的身上推, 因此便以穷人组织起来, 搞倒富人, 参加党是为了穷人结成团体, 可以少出和不出, 在这样的动机下而参加了”。

  还有一些农村基层党员入党是为了保护自家生命财产的安全, 这一点在上层民众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榆社县赵王村支部1944年“发展了党员两个, 入党的动机主要是看见八路军力量大, 将来找靠山”。长治张庄的“赵春娥是一个婀娜苗条的漂亮少妇。她入党主要是为了保护她的丈夫和小叔子不受农会的斗争。她嫁的这户富裕人家, 在张庄和十多里以外的西山都有土地。因为常年至少雇着一个长工, 便被定为富农。为了避免挨斗, 赵春娥去找几个吃得开的年轻干部, 同他们乱搞关系, 结果被他们拉入党内”。

  至于为了满足个人好奇、冲动的心理而入党者则主要是青年人。因为青年人大都热情、活泼、有追求、有好奇心, 且善于接受新鲜事物, 所以华北根据地的很多青年都怀着好奇、冲动的心理而参加了代表新方向和新前途的。西城支部党员李克谦是1938年8月即18岁时入党的, “当时的入党动机不明确, 马马虎虎, 只知道自己是牺盟会, 而不知道是, 对党根本不了解, 只觉得青年人一伙很好, 希望是参加了以后风光, 能吃的开, 遇了讨点小便宜”。

  无所谓入党的具体动机, 只是在盲从或者从众的心理作用下而入党的中下层民众也不在少数。浮山四区庄里村支部“七个党员的入党动机, 只一个是‘我是党救活的, 我的头不掉, 我就不能离开党’, 其余六个都是人家介绍我, 我就参加了”。武乡×支部“莫名其妙而进来的八名, 一贯对党漠不关心, 要不要党也没有多大关系, 有一个女党员一年没有到过一个小组会, 三里庄有二个党员, 自参加党的那一天, 至今已二年多, 没有经过组织生活。有一个莫名其妙进来的党员, 自述他参加党的经过说‘大概是在年前, 有一个人来偷偷对我讲, 叫我参加一个组织, 我问他什么组织, 他说比参加道门好, 不怕人家压迫, 我相信他, 就答应参加了, 可是参加了半年还不知道是什么组织, 后来参加会议, 支部同志才告诉我, 你已经参加了。当时我说那也好’”。其实, 盲从或者从众也是个体诉求和需求中的一方面, 因为盲从或者从众是华北根据地中下层民众基于个体生活逻辑上的一种行为选择, 反映出了群体对于个体的影响。

  上述这些农村基层党员大都基于个体的诉求与需求而入党, 这除了跟政治经济结构落后所孕育的小农意识相关外, 部分基层党组织的党员吸纳机制也加剧了这一趋势。平顺七子沟支部发展党员, “方式极不好, 是为了按期完成计划, 就用欺骗或找不起作用的老实人介绍进来, 是有少数党员的入党动机比较好些”。潞城第三区西坡村发展党员时就是“单纯的拿利益鼓动, 如申海昌介绍文俊、云木等人时, 首先就问人家参加组织否, 说是穷人们的组织, 参加了一不怕当兵, 二能斗老财后得东西, 三不怕犯罪, 打官司受理能胜, 住了看守一风会儿就回来了, 四负担能少出, 支差能少搞”。在这种党员吸纳机制下所发展农村基层党员的入党动机肯定是从个体的诉求与需求上来考虑的。

  对于一部分民众是出于个体诉求与需求的动机而入党的事实, 也是有一定认识的:“真正的, 他们在入党时是不懂得的。今天也有不少的人, 主要是由于坚决抗日、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来加入党的。还有些人是仰慕的声望, 或者只模糊地认识能够救中国而来的。另外, 还有些人主要是由于在社会上找不到出路———没有职业、没有工作、没有书读, 或者要摆脱家庭束缚和包办婚姻等, 而到里来找出路的。甚至还有个别的人为了要依靠减轻捐税, 为了将来能够吃得开, 以及被亲戚朋友带进来的, 等等”。华北根据地的各地党组织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了农村基层党员入党动机的复杂性, 冀中区党委就认为冀中“党是在抗日战争中大量发展起来的。党员入党的动机各有不同, 有的是为抗日而加入党, 有的是看着占优势, 为升官发财而加入党, 有的是真正为着无产阶级求解放而加入党的”。

  此外, 对于这些农村基层党员而言, 基于个体的诉求与需求而入党也无可厚非。在斗争环境恶劣与资源急剧匮乏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 组织在大多数时期基本上都处于相对弱小的状态, 农村基层党员入党的收益较少, 因此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很多民众出于对承担风险的考虑不愿意入党。完县“不少人不愿入党, 认为入党, 将来中央军来了受不了, 罪过更大, 怕杀头”。潞西“一般村中人皆怕当兵, 大部不敢参加党。”相比较于这些对入党持反对或者观望态度的民众而言, 在处处危机与前途渺茫的环境下出于个体诉求与需求的动机而入党的农村基层党员无疑值得尊敬。因此, 在对农村基层党员的入党动机进行研究时, 绝对不能忽略对农村基层党员个体和情势的思考。

  农村基层党员入党的个体主义动机也并不代表其不会产生利他性质的动机, 更不能表明这些农村基层党员不能被党组织培养成为优秀的员, 因为只要“他们进了党之后再来学习, 并且根据他们所学习的再在革命斗争中锻炼修养, 这样, 他们就完全可能使自己变为很好的员”。农村基层党员的政治社会化是党组织的一项基本任务, 况且农村基层党员与党组织之间其实也是一种互动与互惠的关系, 在遵守党章党纪的基本前提下, 允许农村基层党员有一定的个体诉求与需求, 更能激发出农村基层党员对于党组织的政治认同感。

  综上所述, 华北根据地农村基层党员的入党动机序列呈现出多元性、差异性和复杂性的时代特征, 民族意识、阶级觉悟、好感和感恩以及个体的诉求和需求等方面的动机相互纠结、共同作用, 折射出了中共革命的复杂面相。当然, 在不同的阶层之中、不同的情势之下各种动机的侧重程度也会有所变动。抗战爆发之初, 知识分子大都基于民族意识的动机而入党, 而部分中下层民众则往往会较多地考虑个体的诉求和需求, 还有少数中下层民众甚至会盲从或者从众而入党。到了抗战中后期以后, 随着革命动员工作的实践、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以及革命前途的明朗, 大部分中下层民众的民族意识和阶级觉悟被激发与培育出来, 民族意识和阶级觉悟在农村基层党员入党动机序列中的位置也日益重要, 出于对政权的好感与感恩而入党者则更是比比皆是;但此时对于华北根据地的上层民众而言, 入党即成为了他们保护自身、避免被边缘化的一种策略, 基于个体的诉求与需求方面动机的投机入党在他们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实, 农村基层党员入党动机的多重性和斗争目标的一致性之间并不相悖, 革命的走向更是依赖于各种不同动机之间的排列和组合, 也只有将农村基层党员的入党动机序列置于具体的阶层和情势之中时, 才能够真正揭示出民主革命时期农村基层党员入党动机的特质。对于华北根据地农村基层党员入党动机的研究也提醒我们, 理性选择的分析路径在革命运行的初期并不十分适用, 因为在革命前途不明朗的前提下, 选择沉默与观望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理性思考, 但是革命毕竟发生了, 意识、理想、信念、感情等精神因素在革命的初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推动着革命机制的进一步运行。到了革命的中后期之后, 利益、物质等理性因素的作用才会日益凸显, 但是与此同时, 民众的意识、理想、信念、感情等精神性因素也得到了培育和塑造。因此, 在中共革命的实践之中, 理性、精神、意识等因素相互作用, 共同主导着革命机制向更高层次的运行, 忽略对此任何一种因素的研究, 都不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出中共革命的伟大与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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